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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杭大运河江苏省宿迁市宿豫段，装载农资、建材等货物的船舶有序航行。
陈红摄（人民视觉）

今年6月，游客在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游览。
苑立伟摄（人民视觉）

大运河边不缺繁华，但2024年尤为特殊，叠加并孕育着继往开来的隆重与兴奋。

时光一晃过去十年。2014年6月22日，“大运河”列入《世界遗产名录》。纵观刚刚过去的6月，大运河沿线以多种多样的活动，致敬无数人的奉献，分享亲历与成果。

在纪念大运河申遗成功10周年之际，应该将目光眺望得远一些，在更为广阔的大运河文态空间中看待这一世界遗产的孕育、成长、传承过程和持续惠泽未来的意义。

我们用3个“20”年，来描述大运河成为世界遗产的过程和当今时刻。

从第一个“20年”

到第二个“20年”

“前人栽树，后人乘凉。”中国至今为世界呈现的57项世界遗产，我们对世界遗产中国特色的思考、实践和对文明交融的时代责任感，皆始于1985年。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侯仁之、阳含熙、郑孝燮、罗哲文联名提案，呼吁中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《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》。对于中国乃至全球世界遗产事业，其实有两个重要节点，其功能、意义，值得反复再现和体会：这份手写的“第663号”提案正式提交时间，是1985年4月1日；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〈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〉的决定》时间，是1985年11月22日。

这一组时刻，为何重要？在社会发展时空中，我们只寻迹世界遗产长长的“群星矩阵”中的一小段，看看大运河是怎样成为世界遗产的，辨析其发展轨迹与前后逻辑，就能理解为何不应将目光局限于“申遗成功10周年”：2005年，罗哲文、郑孝燮、朱炳仁“运河三老”写信呼吁加快京杭大运河遗产保护和申遗工作的步伐——我们将这封信的发布，称之为大运河申遗“按下加速键的时刻”。而这封信的推出时间，信中推出的主角“大运河”（当时文本中还只是表述为“京杭大运河”），都刻意挑选了中国世界遗产事业走过20年的纪念时刻。

我从小生长在运河边，20年前开始加入到保护、传播大运河历史文化遗产的行列。作为呼吁信的起草者，我亲身经历了落笔前那漫长的思考、多方交流还有反复切磋的过程。可以说，这份在大运河文化遗产发展史上有着重要推动意义的文本，蕴含着再出发的动能；其中每个字，都高度凝练地表达了当时的社会认知与责任感，至今读起来未显丝毫过时：“站在历史的高度来看，京杭大运河的价值和风貌传承千万不能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‘断流’……”

即将进入

第三个“20年”

大运河申遗，为何在2005年进入快车道？因为那时，世界遗产事业已深度融入到飞速发展的社会建设与生活中；中国也由一个学习者逐步完备了奉献、创新的能力。进入到第二个“20年”时，面临的最大挑战其实是隐含在各个申遗项目背后的：文化遗产、自然遗产等的保护目标，由重点提举闻名于世的“点”，进入到跨领域、跨地域的“线”和“面”，进入到需要识别、传播那些还不广为人知的遗产价值。也就是说，大运河申遗，“等到了”一个新背景，“踏进了”一个全社会共同激励、推动和实践的新阶段——在2024年回望，大运河成为世界遗产的经历，也是中国世界遗产事业的重要组成，是其中的重要标识和第二个“20年”的成果旗舰。而大运河又给当今世界新生着巨大的推力，激励了一代一代的奉献者，积淀丰富的新认知和新智慧。

将这些有逻辑联系的事件串联至今，很快就会得出一个结论：大运河世界遗产的动态发展过程，历经了40年的发展，即将进入第三个“20年”。

如果说第一个“20年”的特点是“专业性成长”，第二个“20年”的特点是“社会共同参与”，那现在第3个“20年”，我们面临着什么？又应该如何融入、创造？

进入6月，第78届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了中国提出的决议，决定将每年6月10日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。决议明确所有文明成就都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财富，倡导尊重文明多样性，突出强调文明对话对于维护世界和平、促进共同发展、增进人类福祉、实现共同进步的重要作用。

大运河属于过去

更属于未来

2025年的6月10日很快就会来临。在下一个文明对话国际日到来之际，我们以大运河能讲述怎样的故事？